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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字舞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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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15505 更新时间:2012-07-28 22:28:33   

黄天骥

  现代人跳舞,要么是表演,是娱人;若跳集体舞、交谊舞,则主要是自娱了。

  不过,在远古,跳舞主要用于娱神。据《说文》指出,甲骨文的“舞”字,与“巫”字相通,巫即舞,舞者即巫者。据知,“巫”是跳舞的象形。中间的“工”字,实为“大”,像人张开双手双脚的姿态。“一”下两边的小“人”,实为两手拿着的两根牛尾巴。可见它是表现人在跳舞。后来隶书把笔墨拉直,中间的“大”字演化为“工”,便成为“巫”。巫的职能,是负责和上帝沟通。跳舞,是为了祭祀,为了娱神,是巫觋们和神联系的手段。

  到封建时代,舞蹈除了用于娱乐外,又发展为向最高统治者致敬的仪式。那时皇帝登殿,大臣都要“扬尘舞蹈”。其舞姿舞态,已不可考。看来无非是以两袖做出拂去衣上尘埃的姿势,两脚蹦跳踉跄,做出毕恭毕敬的样子。随着我国进入现代社会,推翻了千年帝制,上至官吏,下至百姓,谁也不会做“扬尘舞蹈”的傻事了。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破除迷信,跳舞“娱神”已被排除,“扬尘舞蹈”的活剧,更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当然,解放后人们也提倡“课间操”、“工间操”,规定的时间一到,大家集合在一起,随着广播音乐抬手顿足,其动作也有类似舞蹈的地方。但这是为了锻炼身体,“提高全民体质”,因此颇受群众的欢迎。

  谁知道,到了“文革”初期,不知是谁搞出“忠字舞”。

  “忠字舞”,并不是人人可以跳的,每天,“革命群众”必须跳,而“地、富、反、坏、右、走资派”,则没有跳的资格。假如有一天,有人不让你去跳,你就要小心了,就要作好被揪出来充当“牛鬼蛇神”的思想准备了。因此,在无形的高压气氛中,男女老少,都不敢不跳,也巴不得去跳,以表忠心,以求无事。

  “忠字舞”的动作很简单,有些地方还类似“课间操”。当唱第一句歌词时,以手扪心,表示对领袖的爱;第二句歌词歌颂“红太阳”,舞者脸部向天,两手高举,表示仰看天上的一轮红日。当唱到最后两句“敬祝万寿无疆”的时候,两手分别向左右一摇一摆,两脚和屁股随着节拍一颠一撅。如此这般,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即对“四人帮”的“表忠”仪式,便算完成了。

  老实说,这“忠字舞”并不难学,也容易跳。但对很少参加文娱活动的老年人来说,却不好办。他们手足已僵硬,动作不协调,嘴里还要念念有词地唱着歌,于是记得举手,忘了抬腿;记得抬头,忘了摆尾,实在十分狼狈。有一位年过五十的赵老师,平素拘谨,从未跳跳唱唱。而运动当头,也由不得他不唱不跳,否则就有被视为不“忠”之虞。于是每次跳“忠字舞”,他都躲到队伍后头,跟着大家摇晃摇晃。有时跟不上节拍,便手足无措,十分尴尬。有一次,不知怎的,扭腰时一个踉跄,左腿绊着右脚,身体失去平衡,叭的一声,摔倒在地。大家赶紧扶起他,幸好没有大碍。他既尴尬,又惶恐,也赶紧拍了拍衣服上的尘土,继续跳起舞来。这一回,赵老师真个做了“扬尘舞蹈”的举动。

  除了跳“忠字舞”,革命群众还得读《语录》。《语录》是一本套着红色塑料封面的小书,人人必备。里面分门别类地摘记了《毛选》里的文字。

  每天早上,大家面对着毛主席像,排好了队。主持者首先告知:翻开《语录》本某页某段,然后高声喊道:“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话音一落,大家便齐声朗读。主持者通常是根据形势,或者根据当日将要去做的事情,选择不同的段落,让大家大声诵读。这叫做“早请示”。到了晚上,住在集体宿舍的人,还要再集中做一次读《语录》的仪式,这叫做“晚汇报”。回想起来,实在很滑稽。不过,当时我们无论是跳“忠字舞”还是“早请示”、“晚汇报”,都做得一本正经。至于有多少人真切虔诚,多少人跟风从众,多少人不满腹诽,则只有天晓得。

  那时候,读《语录》有多种功能。无论大小会议,发言者都要翻开《语录》本,选读其中一段,作为引子。如果开斗争大会,则多选读“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如果开追悼会,则多选“人总是要死的,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如此等等。这样做,被林彪视为“活学活用,立竿见影”,是提高无产阶级思想觉悟最有效的方法。

  在“文革”,人们除了随身携带《语录》外,都在衣襟上佩戴毛主席像章。

  像章不知道由谁家发明,一经出现,转眼间风靡全国。它一般是圆形的,直径一英寸左右,中间必有金色的毛主席正面或侧面头像。头像上方,或有一个“忠”字,或有一颗五角星。不过,我从报纸的照片里看到,周总理襟上的像章则是长方形的,红底,一侧有毛主席的小头像,中间横写着“为人民服务”五个字。这是少有的例外。

  想当初,人们襟上别像章,是表示忠于“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的意思。到后来,各地各单位别出心裁,围绕着头像精心制作。像章的样式以及衬托头像的图案、颜色,越来越精美奇巧,简直成了装饰品和艺术品。这一来,人们往往互相交换像章,媲美欣赏,渐渐又发展到专门收藏像章。那时候,学校停课,工厂停产,“逍遥派”们有的是时间,便把精力放在收集像章上面。于是,交换像章,成了“市场”。人们常拿着它互相比较,看谁收藏的像章样式最美,数量最多。这在紧张的政治气氛中,平添了一点乐趣。据知有人搜集的像章多达千种。当然,一些人是为了保存时代的记忆,但也有人眼光长远,认为它有想不到的收藏“价值”,终有一天会成为古董,可以待价而沽。这种想法和做法,自然是像章意义的“异化”,不过,它涂上了一层“忠”的色彩,所以,即使被识穿,谁也不会去横加干涉。

  像章一般别在衣襟的左边。那时的年轻人,崇尚穿草绿色的旧军装,一般人穿的多是白衬衣或黑色灰色的中山装。像章颜色艳丽,让人的身上增加一个亮点,这除了表示忠于革命路线以外,多少还有装饰的作用。其实,爱美是人的天性,君不见当年的女红卫兵,在冬天,虽然穿了不知从哪里得来的旧军装,可是脖子总会围上色彩稍艳的围巾,或者,在衣领上露出红色的毛衣,有意无意地泄露出一点春光。所以,人们佩戴像章,也不完全是单纯的政治行为。

  不过,在1967年的秋天,我看到一个难忘的景象。在学校“停课闹革命”的时候,我和几位同事,自行组织“长征队”,骑自行车到粤西一带访贫问苦,参观串联。有一天黄昏,我们正在公路上行走,迎面来了一位老农民,他上身赤裸,一路上摇摇摆摆,悠然自得。我患近视,远的东西看不清楚。而当这老农走到眼前时,赫然发现,他也别着像章。这像章,不是别在襟上,却是别在胸口的皮上!我大吃一惊,这难道不疼痛么?难道是他年纪老迈,皮已成茧,虽有别针穿刺而感觉麻木么?回到驻地,同事们议论开了,有人敬佩老农的虔诚,有人则认为这是愚昧,有人甚至认为这是对佩戴像章的讽刺,你言我语,莫衷一是。不过,当我想起那老农以血肉之躯佩戴像章的样子,至今仍毛骨悚然。

  到1970年左右,人们又盛行制作“忠品”了。

  “忠品”这东西,源于标语牌。那时常有各种各样的游行,游行的队伍,往往扛着标语牌,上面写上各式各样的革命口号。后来,人们嫌光是写口号过于单调,便在牌上添加各式各样的装饰,牌上又必有大大的一个“忠”字,这就叫“忠品”。

  1970年,我们到了“五七干校”,干校办在粤北的崇山峻岭中。一天,干校领导通知,听说“无产阶级司令部”有指示将要发表,干校学员将要到县城抬着忠品游行。到时,县城里会聚集各路英雄,集会后要把“忠品”放在广场上展览。这一来,我们的“忠品”必须做得精巧美观,与别人的不同,要吸引人们的眼球,以显示我们的忠心耿耿。

  制作“忠品”的任务,落在我和另外两位同事身上。

  我们经过研究,决定通过“忠品”表现“五七战士炼红心”的主题。首先,我们找来了一块大木板,上面以红纸粘贴;又买来金色纸,剪出一个“忠”字。然后在山上找些松皮,钉在木板上,砌成山峰模样;又找些带叶松枝插车上头,表示树木。然后用稻草编织几座茅屋,再从墟上买来几个小泥人,设法固定在木板上,表示这些是在干校锻炼的“五七”战士。最妙的是,我们还找来些电珠子和小电池,在板上固定。通了电,电珠子便亮了起来,象征着天上闪烁的星星。那几天,我们三人充分发挥了艺术想象力,总算完成了任务。到参加游行时,我们抬起了这颇有立体感的“忠品”,果然大出风头。干校的头头对这“形象工程”颇为高兴,把我们三人表扬了一番,认为我们忠于“革命路线”,表明我们经过锻炼,思想上有了很大的提高云云。

  我们受到嘉许,自然十分高兴,也在暗地里窃笑。其实,那一段时间,干校劳动十分繁重,天天要挑土锄地,人人弄得筋疲力尽。我们三人忽然得了这份制作“忠品”的优差,可以像小朋友砌积木那样玩游戏,搞“艺术创作”,自然是心满意足,想方设法制好“忠品”。说穿了,实际上是趁机让肩膀休息几天,逃避繁重的体力劳动。我们还真希望再有游行的通知,以便我们再制作些“忠品”。可惜,给我们的机会只有一次。以后,干校虽然还要制作“忠品”,领导却指派别的同事担当。我不禁有点纳闷,再一想,头头其实也懂得此中奥秘,知道机会均等的道理,好让大家借“表忠”的由头轮休。当然,游行过后,林林总总的“忠品”被堆放一边,任由日晒雨淋,不久便成了废品。

  广义上说,凡涉及领袖的图像、雕像,都属“忠品”。对“忠品”,必须小心保护,万万不能亵渎。有一回,我和老伴都下乡去了,家里桌上摆设的毛主席石膏立像,不知怎么被小猫蹿上推倒,摔断了胳膊。留在家里替我们照管孩子的阿姨,便用报纸包了破的塑像,随便扔到附近的废物堆中。谁知道,这事被“工宣队”发现了,认为是属于一桩严重的事件,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幸而经过调查,头头知道了阿姨是贫农出身,于是只把她拉到队部,狠批一通,吓得她老人家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才算了事。后来我们回家得悉,也吓出了一身冷汗。

  当我对年轻朋友说起跳“忠字舞”之类的往事时,他们觉得不可思议,甚至不敢相信父辈为什么如此愚昧。当然,这类事,只属“文革”中的闹剧性细节,但这些近似宗教性的迷狂,却能推波助澜,让“左”的思潮泛滥成灾,以致社会到了崩溃的边缘。如今痛定思痛,就知道我们这些参加过闹剧的群众角色,其实也充当了民族悲剧的祭品。

  ◎黄天骥,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现居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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