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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亲历的“三支两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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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容 琳 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27951 更新时间:2012-08-06 10:39:19   

    1968年2月,学校停课闹革命,部队在长寿中学征兵,我响应祖国召唤,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被分配到21军61师183团三营九连。当时61师驻防西安。经过一周的军事训练和整理内务训练,就戴上了领章帽徽,从一名学生很快变为一名现役军人。我们先是进入西安火车站进行军管,时隔不久我被派往西北国棉四厂参加“三支两军”工作。“三支”就是支左(支持所谓左派组织和左派群众)、支工(支持工业)、支农(支持农业);“两军”就军管(对一些部门和单位实行军事管制)、军训(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
    1967年年初,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利用所谓“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大肆煸动造反派“打倒一切”、“带长字的一律靠边站”等,“文化大革命”发展到了所谓“向走资派夺权”的阶段,全国处于无政府主义的混乱局面,地方党政组织陷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等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几乎失去作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各种事务都由所谓造反派组织说了算,全国各地武斗成风,打、砸、抢、抄、抓屡见不鲜,大字报铺天盖地,到处是辩论的人群,工矿企业停产或半停产,铁路和公路交通严重堵塞。正在这种严竣形势下,毛泽东主席作出了由军队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决定。从此,人民解放军先后选派了280多万军队干部和战士参加了“三支两军”工作,我也是其中一员。
    我到国棉四厂军宣队之后,军宣队教导员侯根堂给我详细介绍了企业的主要情况,我听了以后深感形势十分复杂,任务特别艰巨,开展工作困难很大。侯教导给约法三章:一是严格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重大事情要请示领导,不能随便表态;二是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勤奋工作,力争完成生产任务;三是加强时政学习,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和中央文件精神,作好宣传教育和引导工作,化解矛盾,自觉遵守军人纪律。侯教导员还鼓励我说:只要你严格按照上级精神办事,密切联系群众,努力工作,相信你一定能出色完成支左任务。并说,你在学校和连队表现不错,文化程度高(当时部队高中生极少),军宣队研究决定让你作为细纱车间、动力科军代表,并担任专案组副组长。我虽入伍时间不长,但我知道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没有任何考虑和商量的余地,我满口答应,很快投入了工作。
    西安当时群众组织名目很多,但归结起来就是两大派:工总司和联总司。他们都自称是“造反派”,指责对方是“保皇派”,而且相互攻击得十分厉害,污辱、漫骂、恐吓等等,往往到了水火不容、你死我活的程度。记得当时每到傍晚,西安市总是炮声隆隆,枪声整夜不停,直到每日拂晓时炮枪声才会停息,我们始终并不明白这些枪炮声是从哪发出的,怎么会没完没了,天天如此?国棉四厂也分为几大派,有些家庭也分成几派,父子反目成仇,夫妻因观点不同而分道扬镳者时有发生。国棉四厂是当时的对外开放企业,办公楼、招待所、会议室、厂房等建筑物设计宽敞大方,环境优美舒适,纺织机械是当时全国一流水平,以生产军布和出口布为主,在岗职工8000余人。我所在的细纱车间,是全厂仅次于织布车间的第二大车间,有1300余名干部职工;动力科是负责全厂水、电、汽(蒸气,纺织企业要求必须保持一定的湿度)供应和维修的特殊车间,300余名干部职工。这些车间也分为几大派,一度时期你争我斗,势不两立,纪律松驰,质量观念淡薄,生产任务意识较差。经过调查研究,我们发现他们虽说观点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都承认自己是保卫毛主席、悍卫毛泽东思想的。有了这个共同点,就有了共同的思想基础。我们在临潼工人疗养院首先举办了群众组织头头学习班,并多次组织职工学习毛主席的有关文章和“抓革命、促生产”等重要指示,整顿生产纪律,加强内部管理,逐步扭转了生产的被动局面,人事关系也逐步好转,基本上每月完成了军布和出口布任务,多次受到省支左委员会和部队的表彰,我也连续两年被军宣队评为“五好战士”。
    我所在的专案组共有72名干部,组长是国棉四厂组织干部周恩清。专案组的任务是负责对揭发、清理出来的“走资派”、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叛徒、特务,以及刑事、民事案件的当事人等清查对象逐一进行内查外调,按照“重证据、重调查研究”的精神,认真讨论,反复研究,依照“先易后难”的原则,逐一作出了比较符合实际的结论,报经厂革委会批准后生效。凡当事人对所作结论提了异议的,再重新取证、讨论、研究,基本做到了当事人满意,因而未发生自杀、报复等恶性事故(西安几家企事业单位确有其事),还使厂里的一批干部得到了保护。我们和各派群众组织的关系都比较融洽。军宣队撤离后,我们六七人中没有一个人被企业传唤过。记得我1971年结婚时,宝鸡的水果糖十分紧缺,国棉四厂领导闻讯后还为我邮寄了20多斤水果糖,以示谢意。
    1970年10月,我们接上级通知,凡已经建立了党委的单位撤销“三支两军”人员的精神,除侯根堂教导员转业到国棉四厂任革委会副主任外,其他成员全部返回了部队,其他单位的“三支两军”人员在1972年8月21日之后陆续撤回部队。临行那天,闻讯赶来的职工群众,自发地排了长长两行,夹道欢送我们离厂,那恋恋不舍之情至今记忆犹新,反映了那个特殊年代里,人们希望稳定的复杂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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