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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鸡地区古代私学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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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俊 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22699 更新时间:2012-08-06 15:20:34   

    我国在殷商时代已有学校。当时学校教育为统治者所垄断,即后世所说的“学在官府,入学者皆为贵族子弟。”到了春秋时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私学应运而生,并日渐繁盛,形成“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左传·昭公十七年》)的局面。学生也不只来自贵族,而且不分国界,学成之后,分散到各国去作官或教学。
    宝鸡地区的私家讲学,源远流长,且有优良传统。
    早在春秋末期,秦国的燕伋就到鲁国师从孔子,后回秦国收徒讲学。燕伋,字思,《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列为孔门弟子的第六十三名,《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亦载其名,虽“无年及不见书传”,但在孔门七十二贤之列,大约是没有问题的。据《千阳县志》载:周景王四年,即秦景公三十六年(前541年),燕伋生于汧阳燕家山(今陕西宝鸡市千阳县水沟燕家山)。周敬王元年(前519年)抵鲁从孔子学,学五年自鲁西归。居家八年复抵鲁从学孔子,再留鲁五年,回秦后即在渔阳(今千阳县裴家台台)收徒设教十八年。周敬王四十四年(前476年)卒于汧水南岸鲁家村(今千阳县水沟寨子村西)。后世,朝廷屡有封谥:唐玄宗开元二十七(739)年封为渔阳从事,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 1009 )封为汧源侯,明朝追称“先贤燕子”。
    据上述资料可知,孔子长于燕伋十岁。一般认为孔子在三十岁(前522年)前后收徒讲学。燕伋于公元前519年抵鲁,就是说他在孔子收徒讲学的第三年前后从其学,是孔子早期的学生。
    孔子提出“有教无类”,打破了统治者垄断教育的“学在官府”,使“学移民间”,这是我国教育史上划时代的创举。远在秦国的燕伋,在当时的条件下,不远千里而赴鲁从孔子学,他所克服的困难艰险可想而知,只是这种求学的精神就足以感人。现在虽无资料可知其渔阳教学情况,但在秦国实践“有教无类”,教授儒家经典、传播儒家文化,当为燕伋首其事;开创私人教学而使“学移民间”,在秦则滥觞予燕伋。秦始皇“禁私学,以吏为师”那是燕伋辞世250年之后的事;秦孝公重用法家,实行耕战政策,那也还是在燕及死后110多年之后。就当时秦国教育的发展而言,燕伋的贡献及其影响,应该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可惜有关燕伋学于鲁、教于秦的事迹及其影响不详,这是很值得令人研究的一个历史人物。
    秦统一后,为防“非法教人”而“以非当世”,既禁私学,又不设官学,“设三老以掌教化”。这在教育的发展上是一个倒退。汉朝实行尊儒政策,官学和私学才又迅速发展起来。到东汉,传习经典的私学空前发达,不少大经师聚徒教授,扶风马融最为著名。东汉大儒马融(字季长)在扶风(今扶风县)东南二十里处设帐教学,四方远来而从其学者“常有千数,涿郡(在今河北省)卢植、北海(在今山东省)郑玄,皆其徒也”。马融授徒“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弟子以次相传,鲜有入其室者”(《后汉书·马融传》)。其讲学之地因之得名“绛帐”以至于今。东汉名儒郑玄师事马融时,马氏有“门徒四百余人,升堂进者五十余生,……玄在门下,三年不得见,乃使高业弟子传授于玄”。郑玄在最后才得见师一面,“质诸疑义,闻毕辞归。”(《后汉书·郑玄传》)可见马融在扶风讲学的盛况及影响,亦见当时扶风私学之盛。当时这些大师,他们在经学上的造诣及教学影响远远超过官学。
    私学演至宋代,书院成为重要的新型教学组织形式。书院始于五代而盛于宋。大师主讲书院,多有其学术宗旨,并有着讲学自由、评论时政的传统,书院常是一个时期学风的倡导者和传播者。眉县张载就是北宋时一位主讲书院的大师。
    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张载(1020—1077),曾于长安、绿野(在今武功县)等地讲学,熙宁三年(1070)在其家乡横渠(今眉县横渠镇)创办并主讲“横渠书院”。他教授生徒强调立志坚勇、博学精思、批判继承、质疑创新,主张学在“变化气质”,“贵于有用”,倡导“躬行”、“实学”之风,而不以科举考试为务。他强调“见闻之知”,重视因材施教,质疑问难,启发思维,独立思考。鼓励学生立志苦学,他自己则“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中夜起坐,取烛以书。共志道精思,未始须臾息,亦未尝须臾忘”,为学生表率。(宋史本传)
    张载在横渠书院与诸生讲学,每告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之道,学必如圣人而后已”。“其学尊礼贵德,乐天安命,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俸,以孔孟为法,……又论定井田、宅里、发敛、学校之法,皆欲条理成书,使可举而措诸事业。”(宋史本传)他在横渠“曾与学者(学生)议古之法,共买田一方,画为数井”,实际试验他井田均平的政治主张。由上可见当时大师主持书院讲学自由之一斑,亦可知张载不仅谆谆授以经典,而且十分重视经世力行之学。张载曾以自著《正蒙》为讲义而授其生。当时主讲书院大师,往往自著教材,谓之“讲义”;学生听讲笔记,谓之“语录”,传世之《张子语录》即是。《正蒙》是我国思想史、特别是哲学史上一部重要著作,全面系统地记录了张载的哲学、政治、经济、伦理和文艺等方面的思想。从他题名“正蒙”亦可见其以此著教育启迪蒙昧、纠正邪说而使归于大中至正之道的教材用意。他从《正蒙·乾称》中摘出两段,书于书院大门左右,曰“砭愚”,曰“订顽”,警示生徒,以正其愚,成其性。后改名“东铭”、“西铭”,长期为不少书院所仿效。
    张载致力讲学,刻苦著述,成就学术伟业,开一代学风而形成学派,对我国古代哲学及教育的发展做出伟大贡献。他教学生涯中的尊师爱生,为人称道而成为优良传统。他讲学横渠,“敝衣蔬食”“虽贫不能自给,苟门入之无赀者,虽粝蔬亦共之”;教学“答问学者,虽多不倦”(《横渠先生行状》)。学生对他则真诚敬爱,张载病逝异乡,“贫无以殓”,学生哭奔奉归。他对学生言传身教,极为重视爱国思想和民族气节教育,培养了不少有识有节之士。如武功的游师雄,破土蕃,擒鬼章,慷慨豪迈,有志事功,为一代爱国名将。长安的种师道,熟谙兵法,有谋有略,靖康中提出战守之策,后来宋帝亦慨叹:“不用种师道言,以至于此!”又如长安的李复,知秦州,抗金兵,死于金寇。他的教育业绩和他创立的关中学派重气节、重德行、重科学、重实践的学风,影响极为深远。
    元泰定四年(1327),眉县于治东五十里再建书院,曰“东横渠书院”。乾隆三十年(1765)改眉县察院故址为书院,曰“西横渠书院”。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凤翔知府沈自彰从河北省迎回张载十四世孙张文运,在凤翔“张子祠”设“横槊书院”,直至民国时期。
    自宋至清,书院时盛时衰。在初多为私家设立,后来逐渐多为官办或私办官助,成为科举考试的附庸。宝鸡地区元、明、清时期的书院,各县志记载中有院名可考者三十四,其中一部分为私家所设。如陇州的“千山书院”,即为陇籍举人闫璿(xuán)于明正统年间初创。闫致仕归里,以其家“乐静堂”之藏书教授乡里子弟。辞世后,其子闫仲实(字光甫,进士)、闫仲宇(字恭甫,进士),继父志“置所未备,书复万余卷。季子恭甫为监察御史,亦积书以益之。于是经书子史皆备”(《崇经阁记》——见《陇州志》)。弘治八年(1495),闫仲实改乐静堂为“千山书院”,广收四方学子,延师教授,颇有影响。又如凤翔县的“弘仁书院”、“正谊书院”、“宗铭书院”、“正阳书院”,皆为私家所设。明嘉靖年间,凤翔县陈村关学名儒张舜典(号鸡山,明进士)在陈村创办弘仁书院。清乾隆年间,为纪念张舜典,书院改名“鸡山书院”:直至光绪末始改为县立陈村初等小学堂。光绪三年(1877),周鼎捐资创立正谊书院.光绪十八年(1892)王锡桂、刘源森、武文斌等捐资献宅,创办宗铭书院:光绪二十四年(1898),周鼎又于本村周家门前创设正阳书院。乾隆二十八年(1763)宝鸡县邑绅捐银创办了石鼓书院。甚至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扶风绛帐王元中与友人卢向离还在午井镇的贤山寺创办贤山书院,学生远来关中、陕南等地。
    此时书院所学,一般不外经、史、性理、八股、策论等。童生常课,常年住院攻读,以应岁、府之考;生员月课,在家修习,定期来院听讲,以待乡试。废除科举之后,只是修习经书而已。书院的教学管理,无论官办私设,均有学规。宝鸡地区书院主讲者多为“关学”传人,比较注重关学传统。明、清时期虽已遍设府、县之学,书院亦多为官办,但私家书院仍然多少保留着讲学自由的风气,培养了不少人才,对发展地方教育做出了贡献。
    府州县学及书院,生徒须有一定程度方可入读,人数亦有限,蒙养阶段的基础教育,则为社学、义学,特别是私塾所承担。元代以来,朝廷屡诏村社遍立社学,清时又令设义学,但实际上并未遍设,而较为普遍者为私塾。根据宝鸡地区原各州县旧志及有关资料统计,社学有数字可计者七十三所,其中有地址可考者二十四所;义学有地址可考者五十所。如陇州,明嘉靖元年(1522)仅有社学两所,明万历五年(1578)至清康熙五十二年(1712)有社学十九所。凤翔、宝鸡两县社学最多时分别为十九所、十六所,这是设立较多的大县。义学则更少,如凤翔,府、县两级共七所。社学、义学,多在县城及大村镇利用庙宇、祠堂或旧官署故址设立。其费用,或官署拨付,或学田收租,或社民统筹,或社会募捐,社学生童亦须交纳适量学费。如凤翔清代有地址可考的三所社学,均为村镇筹资;有地址可考的七所义学,三所为公田地租和社会募捐维持,另四所则为乡绅投资捐宅私设的义塾。而陇州明代有地址可考的西街社学、八渡社学,均为州署拨给学田以地租维持。凤县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之《废邱关创立义学记》云:“……即其(崇隆院)余地,勘明四至,拨之义学,既免僧道过寓滋事之弊,又济穷民无力延师之艰,一举而众善集焉。居民闻之大悦,勇跃捐助。有家道殷实而输以财者,亦有无余资而充以工者。”从各州县旧志资料看,社学、义学实际上多为村社筹资,私人捐助,具有明显的民间私学性质。
    明、清时期,私塾逐渐增多,尤其清代后期。相当普遍,不少社学、义学亦被取而代之。如凤翔县清末时已有私塾六十多所,各州县较大村镇均有。私塾多在寺庙、祠堂或私家宅院设馆,规模较小,学生几人至几十人不等,学生只需交纳少许束修即可。
    私塾可以说是当时教育的基石,是私学的主要形式。大致有以下几类。
    一曰“门馆”,又叫家馆。一些科甲人员或落第士人、休归官吏,有志于教育事业者,在家设馆授徒。如凤翔县明正统年间大原村举人张杰、清成丰辛亥举人杨思成等,家设私塾,终身施教,饮誉四方。又如麟游县田渐陆设馆讲学四十年,所教生徒,多人入贡。亦有清贫士人,在家设馆授徒,以束修维持其生计者。
    一曰“东馆”。富绅大贾,或为播扬声名,或为族中及亲朋子弟入学方便,在家划宅设馆,延师教授。东家负担一切费用。如凤翔县清雍正时期,城内富户周家、邓家、昭明堡郑家,均设私塾,甚至刻版印书。光绪年间果园村孙家、王堡村张家、刘淡村马家、白家凹白家等名门望簇,亦在家延师设馆。各州县均有少数此类私塾。
    一曰“联馆”,又叫团馆。由相邻数村或集镇大村民众,利用庙宇、祠堂设垫,联力聘请先生,教授本村镇子弟。学塾公举学董负责,经费由民众公摊。如清同治四年(1865),宝鸡县的大槐树、闫家村、索家村、权家村四村联办私塾一所,直延至民国二十四年(1935)。此种私塾各县为数最多。
    私塾盛于清,一般延至清末民初,甚而有至于上世纪五十年代者。宝鸡县宋家山几户人家,1954年还设立私塾一所,1956年始为政府接管。这是宝鸡地区最后一所私塾。
    社学、义学、私塾,一般都是—名教师坐馆施教,生童年龄不限,程度参差,不分班级,教师因材施教,注重个别指导,多为教识字和基本知识的蒙养之学。一般以《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识字教材启蒙。多数农家子弟待启蒙识字后,即停学回家或出谋营生之路;仍在学者,继而授以“四书”,学对对子等,辅以《名物蒙求》、《幼学须知》、《十七蒙史))、《千家诗》、《增广贤文》等,极为重视封建伦理道德及生活仪节的讲习。多采用注入式教学,强求熟背。一些“经馆”近于书院,讲授经书,习作八股、策对,以应科举。私塾先生为蒙师,在民闻备受尊崇,先生则以桃李有成而引以自豪。
    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从府州县学、书院到社学、义学、私塾,形成地方教育的层次和网络,官办、私办并举,且以贡举与中央之学相联系,和科举制度相配合,构成一套富有特色的中国古代教育制度和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私学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垄断局面,使“学移民间”;它倡导和传播了自由研究学问、讲求身心修养的学风;它补充了官学之不足,一定程度地满足了扩大教育范围的要求;它以至普遍地承担起最基础的教育即启蒙教育,促进教育普及,形成私人办学、讲学的传统和民间筹资办学、捐资助学的民风。这其中有不少值得今人借鉴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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