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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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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 均 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29368 更新时间:2014-04-11 15:58:14   


                                          李  均
  
  我是华北大学正定分校第11区队107队学员。
  1949年四月下旬,在北平王府井一处银行旧址报到集中,乘火车经天津、德州转程至石家庄的正定。同年10月,开始毕业分配。经过动员,同学们纷纷表示要服从组织分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我被分配到西北。当时,人们在思想上认为,到西北就是去最艰苦的地方了。我们这一批人,乘火车从石家庄出发,经德州转陇海线到西安。途中有几个人开了小差。在西安住了几天,西北局将我们分别分配到安康、汉中工作。由于当时安康、汉中还未解放,只好绕道经商洛到湖北郧西随军西进。在商县休整期间,安康、汉中相继解放,中共商洛地委请示西北局就将我们这一批人留在了商洛。我一直在这里工作、生活了28年,将我的整个青春奉献给了商洛山区。
  在基层磨练成长
  我是这批学员中年纪最小的,地委就将我留在办公室,工作是刻蜡版印文件。
  我第一次下农村工作是在1950年秋季,地委领导同志安排我和另一位同志去商县的东岳庙乡调查当地农村一种特殊的土地剥削方式——“定(顶)手”。那时我只有16岁,另一位同志也是高中毕业后才参加工作的。我们俩人白天做调查,夜里就住在一个旅店里。这个地方是一个两县交界处,零星残余的土匪不时出来作恶。我们俩人真有点害怕,不敢睡觉,怀里抱着枪,围在炕头火堆旁烤火。这次调查完成的还不错,受到地委领导同志的赞许,调查材料被刊登在当时的《群众日报》上。
  第二次下基层是参加1950年秋征,地点在商县板桥区大桃岔乡,我们这个工作组由我担任组长,许多人都很年轻,年龄超过20岁的只有一个人。计征任务分配到户后,有些大户总是拖延不交,还放出风来要“收拾”我们这帮小子。当时基层民主改革还未进行,村里还是原来那帮保甲人员管事,我们不得不防。晚上我们将人分两组,一组守在屋里,一组守候在房后的山坡上,确实紧张了几天。还有一次天快黑了,接到通知要我去区公所开会,我一个人,走在雪夜茫茫的山野里,突然发现前方有一个黑影蹲在路旁,我迅速掩蔽在一棵大树背后,举枪观察,等了多大一会,那个黑影还是纹丝不动,我喊了几声,并警惕地向前走了过去,到跟前才看清楚是一个大树墩子。小时候天黑了,一个人不敢出去,怕狼怕“鬼”,现实环境逼得我胆子越来越大了。
  第三次下基层是1951年春节过后去山阳县参加两期反霸斗争。那时,上山下乡全凭两条腿走路。有一次,我和区公所一位助理员去靠近湖北省的一个边远高寒山区白马塘发动群众,在那里住了几天,从山上带下来几百名贫苦农民参加了区上在杨地召开的斗争大会。抗美援朝开始后,区委又派我去北沟乡动员青年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有一次,乡政府派我去山坡顶上动员一位青年参军。吃过上午饭就往山上爬,半后晌才到那个屋场。村上的人说,那位青年走亲戚去了,晚上才回来。一直等到天黑,人没有回来。我就留宿在这户农民家中,主人安排我和一位青年“搭对”睡在一张床上,两个人合盖一个没有被面的烂网套。我仿效那位青年把全身衣服都脱光了,虱子在我身上爬来爬去,好不容易才进入梦乡。第二天吃过早饭还没见人回来,我只好先回到乡政府,对乡上干部叙述昨天事情的全部经过。乡上干部一听,就说同我在一个床上“搭对”睡觉的那个青年,就是我要动员的对象。这真搞得我哭笑不得,不知说什么好。
  1951年秋后至1952年4月,我又去丹凤县参加了两期农村土地改革,第二期我还担任了乡土改工作组的组长。那时是走到那里吃到那里,睡到那里。由于农村卫生条件差,又经常是几个人合盖一条被子,染上了一身疥疮。当时又没有什么好药,只有用“硫苦”洗身上,直到1952年底才基本治愈。
  回过头来想,到艰苦的地方并不可怕,只要全身心地投入革命事业,并不像原来想象的那样苦。艰苦的环境可以磨练人的吃苦耐劳精神,也有利于继承和发扬党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在实践中学习和继承党的优良传统
  在“三年困难时期”我经受了一次终生难忘的教育。当时我任中共商南县委农工部长。1960年春季,城乡群众都出现了浮肿。县委先后派了两位局级干部下去调查,回来以后都是吞吞吐吐不敢如实反映真情。当时的县委书记宇文让,就找另一位副书记王有春和我交换意见,要亲自下去搞清楚情况。我和县委宇文让书记一路去的是富水区。我们先在川道巡视,发现有一家大小几口人脸上肿得眼睛只剩下一条缝了,经过询问,是因为吃了河边一种叫“鬼柳树”叶子中毒所致。我们又走进一条偏僻的山沟,到了一户人家,见一位上了年纪的农民躺在床上,我掀开被子一看,这个人身上肿得一捏就要出水似的。这明显是得了浮肿病。这户人告诉我们,这条沟垴上还有类似的人家。有浮肿这是肯定了,但向上报不报,我们几个人酝酿了几个小时,最后这位县委书记还是下了决心,说不要这乌纱帽了,叫我接通当时地委书记王杰同志的电话,他如实地向地委书记作了汇报,并提出请地区支援几万斤粮,以解决救灾之急。地委书记干脆地答应了。当天晚上县委就研究召开了电话会议,在全县紧急部署安排好群众生活的几项措施。时间不长,浮肿问题就得到了遏制。
  就在同一时期,商洛地区另有一位县委书记,面对发生的浮肿事实,漠视群众疾苦,还压制和打击如实反映情况的同志,致使在三年困难期间,全县有大批农民因饥饿而死亡。最后这位县委书记自感有负于人民,选择了自杀。这件事,在当时震惊了全区,引发了许多人深思,也深深地触动了我。越想越觉得商南那位县委书记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不顾个人得失,敢于坚持实事求是,敢于说真话,确实是一位党性很强的领导干部。时至今日,他的崇高形象经常还回旋在我的脑海中。2002年,我随同省人大视察组去安康视察时,还专门看望了他。
  共产党的干部一定要和群众心连心
  1976年我在镇安县米粮公社光明大队蹲点,中心任务是“农业学大寨”。那时正赶上全国搞“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为了“突出政治”,我们开始组织团支部中有点文化的青年学习报刊上一些文章,批判“三项指示为纲”。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做了充分准备,没想到召开第一次“讲用会”就砸了锅。团支部书记第一个登台发言,把桌子一拍说:“华主席吹牛,五年实现农业机械化,我们这穷山沟实现得了吗?”工作组的同志一看,匆匆收了场。其实我们工作组的同志也想不通说不清这个问题,干脆还是全力以赴帮助农民搞好当前生产和农田基本建设吧!我们整天和农民一起劳动,锄地、送粪,抬石头修梯田,什么活都干,还帮助生产队筹划建果园,搞副业。工作组和农民群众的关系越来越亲密。有一次公社通知我们,计划生育宣传队要来我们所在的生产队搞试点。由于这项工作才开展,许多群众还想不通,再加上有些干部工作方法简单,有的地方一听说计划生育宣传队要来了,好多妇女都躲藏了起来。可我们这里进展的还比较顺利,“天下第一难”没有难住我们。这主要是因为我们成天和这些妇女同志在一起劳动,轮流在各家吃饭,建立了融洽的感情,对我们有信任感,即便是一时想不通,也不和我们闹对立。
  这年后半年,从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刮来一股风,要收自留地,要以公社为单位集中劳力,大兵团作战,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公社书记想不通,又不敢抵制。我劝他们不要这样做,这样做会脱离群众,对生产生活都不利。这不是我有多么高明,而是群众教育了我。我记得有一天早晨,我和农民一起往山上背粪,第一趟还一气背上了山顶,第二趟背到半坡我就支持不住了,好不容易找到路边一个石台阶,将背笼靠在上边休息了一会,才勉强背到了山顶。就在同时我发现一位农民也和我一样,表现体力不支。吃早饭放工时,我就跟随着一直到了他家。走进灶房,我将锅盖一揭,煮的全是野菜。这一下我全明白了。农民吃粮这样紧张,搞大兵团作战,集体开灶,他们哪有多少粮食可带呢,参加大兵团作战的人若把仅有的一点粮食带走了,留在家里的人拿什么来糊口呢?
  干部体贴关心群众疾苦,群众就会关心爱护干部。在当地一天只吃两顿饭,工作组的同志一到晚上就感到肚子饿的慌。由于我们经常和女社员们一起劳动,有的家庭主妇,不时将他们烙好的饼用毛巾包好送到我们住的地方。这一年过端午节,工作组回机关休息几天,收假后回到村里,发现家家户户将自己包的棕子还给我们留着,怕坏了,他们每天都要在锅里馏一遍,实心实意想让我们能吃到嘴里。年终在我们离开时,有的农民悄悄地将自己用甜高梁酿制的烧酒塞在我们的背包里。
  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传家宝
  1954年我在担任中共商南县委生产合作部长期间,亲自参与办起了全县第一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为了巩固办社成果和充分发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优越性,我们在张家岗农业生产合作社试验和总结了实行山地包工的经验。这篇经验材料还被收入毛泽东主持编辑并作序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后来,由于在全党全国范围内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再加上大办人民公社,“共产风”越刮越厉害,使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遭受到了严重伤害。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得到了根本扭转。
  1978年元月,我从商洛调任宝鸡地区凤翔县委书记。在去凤翔上任的路上,原任县委书记悄悄对我讲,凤翔农村现在还有人靠要饭维持生活。为了摸清这一情况,我专门去西部山区一个大队逐家逐户察看,发现青壮年都外出“想办法”去了。有一天早晨,我在县城附近一户农民家中吃饭,突然进来一个背着背笼的人来讨饭,房东主妇赶快给这个人手里塞了两个馍打发走了。这位房东主妇一再向我解释,这个人不是有意来扫你的兴。面对这种场面,我能说什么呢,对这位主妇更不知道说什么好。
  还有一次,我去山区一个公社,路途中被一群农民将我的车挡住,反映生产大队干部压制他们不准搞包产到户和耕牛下放到户饲养。有一位农民甚至提出让我去他家检查,要是搜出一颗粮食,就让我当下用汽车把他带到县上关进看守所。我到这个生产队饲养室一看,仅剩下的三、四头牛全都用绳索兜吊在大梁上,否则就会因营养不良卧在地下起不来了。这些情形,让人看了真是触目惊心。与这个地方相邻的另一个大队,将牛已分到各户饲养,农民喜气洋洋地向我数说着分到户的好处。我亲眼看到一位老太太在一块小木板上剁苜蓿根给牛吃。分到户,地里种的庄稼比集体耕作的长势要好得多。群众和事实教育了我,农村体制一定要改革,不管有多大的阻力和压力也要将这项改革进行下去。幸好,1982年9月胡耀邦总书记途经宝鸡,在宝鸡火车站对市委领导同志讲:“凡群众愿搞大包干的,可以放开搞,犯不了什么大错误”。《陕西日报》还作了报道,大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没有多长时间,这种深受农民喜爱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宝鸡市很快普及了,犹如解放初土地改革一样,又一次大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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